8月8日，一群年輕的爸爸媽媽帶著自己從3個月到7歲不等的寶寶們出現在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以下簡稱“一婦嬰”)輔助生殖醫學科的實驗室里，他們好奇地在液氮罐儲存間里流連。圓滾滾的液氮罐里，存放著孩子們的“弟弟”或者“妹妹”們。

　　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生殖中心，醫務人員向“回家探親”的試管嬰兒家庭展示胚胎保存過程。

　　這是自20年前醫院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至今的1萬多個試管寶寶家庭中的30個，今天，是孩子們第一次“回家探親”。液氮罐里存放著的，是一個個冷凍胚胎——那些成功生育的夫妻，會把自己用剩下的胚胎長期存放在這里。

　　記者注意到，隨著二孩政策的放開，輔助生育、試管嬰兒這些在10多年前看來還有些陌生的詞，如今早就耳熟能詳了。與此同時，45歲以上高齡婦女和帶著強烈多胎愿望家庭的增加，也給我國的輔助生育學科帶來挑戰。

　　“最主要的問題不是技術，而是說服和解釋。” 一婦嬰輔助生殖醫學科主任滕曉明告訴記者，很多明明具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夫妻，如今總想嘗試雙胞胎、龍鳳胎，但醫院不能也不應該提供此類服務。

　　盡管需求很旺盛，但事實很嚴峻

　　2016年，我國全面放開二孩的政策，給一部分高齡婦女、失獨家庭帶來希望。高齡婦女對于生育二胎的渴望，僅從一個“江湖騙子”的成功就可見一斑。

　　最近一段時間，一名安徽籍的60歲婦女經常出現在上海大大小小的活動中，還時常受到電視臺的邀請當嘉賓。她的拿手絕活兒竟是“卵巢保養”。

　　這名婦女在60歲時生育了一對雙胞胎，成為“神話”。但事實上，滕曉明告訴記者，該婦女并沒有資格進行此類講座，因為，她的這對雙胞胎是“第三方供卵”生育的，并未使用她本人的卵子，“一般來說，不要說60歲，50歲以上女性卵巢功能健全的，已經很罕見了。”

　　這件事之所以火爆，是因為有著同類生育需求的“觀眾”多。

　　在醫學上，一般45歲以上女性，醫生都不會建議再次生育。通過比對中華醫學會生殖分會的全國數據庫現狀，滕曉明發現，45歲以上女性試管嬰兒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盡管需求很旺盛，但事實很嚴峻。”

　　滕曉明透露，目前，中華醫學會生殖分會的專家委員會正在著手進行研究、討論，隨著高齡女性懷孕需求的增加，是否需要界定一個年齡底線。

　　“根據‘保護后代’原則，很多50多歲要求懷孕的婦女，我們是不是還應該為她們服務?她70歲時，她的孩子可能還未成年。”滕曉明說，失獨家庭的高齡婦女對二孩的渴望尤其強烈，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醫生也很為難，一方面，失去獨生子女的家庭再生一次的愿望合理，但另一方面，她們50多歲高齡時生下的孩子，身體素質不一定過關。

　　高齡生育和多胎需求旺盛

　　實際上，高齡生育和多胎愿望，已經成為全國性的普遍問題。但很多愿望，并不能得到滿足。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科技部“生殖與發育重大專項”首席科學家喬杰介紹，北醫三院目前的試管嬰兒雙胎妊娠率已經從過去的30%多下降到20%多，“我們提倡減少胚胎數量，一次最多在一名婦女體內植入1~2個胚胎。”

　　很多并沒有什么生殖問題的家庭，會專門跑到輔助生殖科尋找多胎的可能性。

　　就在接受記者采訪的當天上午，滕曉明還遇到了一對一門心思想要二胎，并且希望二胎為龍鳳胎的夫妻。這對夫妻的條件，不符合國家設置的試管嬰兒“準入門檻”，只是想通過技術手段一下子生兩個孩子。

　　“兩個孩子‘房間小’，早產、低體重兒的發生率也高，母親孕期負擔重，并不是什么占便宜的事兒。”滕曉明做得最多的，還是解釋、勸說工作，那些身材矮小、子宮受過損的，他更加不建議多胎。

　　根據國家規定，在極為特殊的條件下，允許在婦女體內一次植入3個胚胎。但在上海，根據地方性法規，無論多么特殊的情況，最多只允許一次植入2個胚胎，“胚胎放得少，成功受孕并生育健康兒的幾率更高。”

　　喬杰介紹，為了嚴格控制“準入門檻”，各省市衛計委每兩年都會對本區域內的輔助生殖中心進行校驗。校驗的重要內容，就是“查病歷”。那些專家委員會成員，來自婦科、男科、醫學倫理、質量監督局等方方面面，他們會查詢申請人的就診情況、病情指征、醫生資質、醫院設備等。

　　“很多懷了雙胎的申請人，我們還會根據胚胎發育情況，進行‘胚胎減滅術’。”喬杰說，申請人間的自我教育，有時比醫生的勸說更有用，“有人雙胎四五個月，流產了;有人雙胎早產了，孩子住院了。”這種活生生的身邊事，最能“說服”人。

　　技術沒問題，倫理是大問題

　　盡管我國的輔助生殖學科比國際上其他發達國家起步晚了10年，但從技術上來講，目前世界上所有最先進的輔助生殖技術，我國都已具備執行能力和條件，且實際執行情況處于世界前沿水平。

　　過去，由于計生政策和總體人群就診百分比較低，我國的輔助生殖申請人情況復雜程度，比國外更甚。“我們的申請人除了年紀大，很多還同時存在多種疾病，治療難度更大。”喬杰說，技術問題現在在我國，基本沒有太大困難。

　　真正難的，是倫理問題。比如，多余胚胎的保存。

　　在上海一婦嬰輔助生殖中心的實驗室里，一個個液氮罐里，存放著珍貴的冷凍胚胎。一個罐子里，可以存放230名母親的胚胎。從1997年該院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至今，已經誕生了1萬多個試管寶寶。

　　每一個試管寶寶家庭，或多或少，都會把此前取卵、受精、培養后獲得的胚胎，保存下來。多的保存十幾個胚胎，少的保存一兩個。這些胚胎的全都冷凍在液氮罐里，每一個液氮罐都配有一個密碼鎖，密碼定期更換。

　　“既要確保沒有差錯，也要確保胚胎完好保存，不外流。” 一婦嬰生殖中心胚胎實驗室主管王羽告訴記者，冷凍胚胎的保存，責任重大，每天都有專人負責檢查、看管，一旦胚胎外流或出現差錯，后果不堪設想。

　　這些冷凍胚胎的保存成本極高，但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不予保存”的辦法。“從倫理角度來講，這些胚胎我們不能銷毀，都是小生命。但現在，也有很多家庭不再續交保存費用，醫院也沒辦法。”喬杰說，冷凍胚胎在申請人不再續交費用的情況下是否還要繼續保存。是一個世界難題。

　　現在的情況是，申請人可以不要這些胚胎、不交錢，但醫院不能隨意處理這些胚胎，還得繼續存著。“未來，或許可以探索病人授權的情況下，把這些胚胎用于科學研究。”喬杰說。

　　電影《異形》中的場景總是成為人們在談論胚胎研究時的陰影，如果有一天，那些保存完好的人類胚胎被用于非正常渠道，后果令人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