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樣本庫過去一百多年，各國對腫瘤浩浩蕩蕩的研究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就如 Clifton Leaf 在 2004年 Fortune 所提到：“Why We’re Losing the War on Cancer —— and How to Win it?”。近 10 多年來，基因組學、功能基因組學、高通量生物芯片、新一代測序及生物信息學、高通量 RNAi 等前沿技術的迅猛發展，國際癌癥基因組(ICGC)項目的啟動，使得我們將有機會看清腫瘤的全貌，一直在不斷重演的腫瘤“盲人摸象”式研究的歷史有望結束?，F在，腫瘤已被認為是一個系統性疾病，是全身代謝障礙的局部表現，研究者必須注重應用系統生物學的原理指導腫瘤診治的研究。系統生物學的發展使得 3P 醫學[預測(Prediction)、預防(Prevention或干預 Preemptive)、個性化治療(Personalized therapy)]應運而生，分子水平的早期診斷、藥物靶點的發現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今年初，奧巴馬提出精準醫學，即基于基因組學的個性化醫學，受到各國政府、科學界、醫學界與產業界的高度關注，我國政府到 2030 年預計總投入 600 億人民幣開展精準醫學研究與實踐。其實，我國在這一領域經過 10 余年的拼搏已進入世界先進行列，中國癌癥基因組(CCGC)項目于 2010 年 1 月也正式啟動，我們都身臨其境，深深地感受著這個時代的巨大變革并見證這個“不朽的傳奇(Anenduring legacy)”。

　　遺憾的是，很多分子醫學的研究成果卻半途而廢或最終夭折，并未能實現轉化應用到臨床。DeclanButler 在 2008 年 Nature題為“Translational research：Crossing the valley of death”一文中的漫畫清晰地勾畫了眾多研究成果與應用之間存在的巨大鴻溝，讓我們所有研究者都深有感觸。當今個性化醫療與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倍受關注并進入迅速發展期，后者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打破長期以來基礎研究、技術開發、藥物研發與臨床應用之間形成的“屏障或巨大鴻溝”，架起“溝通”的橋梁，極大地縮短從實驗室到病床(benchto bedside，B2B)的過程，最終使患者能真正受益于科研成果。同時，臨床醫生還要特別注重帶著臨床問題開展基礎研究(bedside to bench，B2B)，善于應用先進的基礎研究手段解決臨床實際遇到的重要或疑難問題。